多地掛牌轉讓污水廠經營權存量運營時代真的來了

時間：2026-06-04 10:20

來源：中國水網

作者：易星葉

再次，交易體量跨度較大，從近億元到超20億元不等。牡丹江項目以20.28億元起拍，位居本輪案例之首；福清融元項目成交價4.98億元；岳陽馬壕項目投資估算4.62億元；泉州捆綁轉讓項目掛牌價約3.59億元；營山項目參考價約3.02億元；蚌埠項目成交價9601萬元。從近億到20億，不同體量對應不同能級的城市和不同規模的處理設施。但共同點是，這些金額都不是小數目，足見地方政府對這一輪存量資產盤活的重視程度，以及回籠資金的迫切性。

最后，也是最值得關注的一點：接盤方多為本地國企或具有國資背景的企業。福清融元污水處理廠的受讓方是福清市城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屬于福清本地城投平臺；蚌埠項目的受讓方是蚌埠市高鐵工貿園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，同樣是地方國資；泉州8宗股權捆綁轉讓的受讓方為泉州本地國資背景企業；營山項目的拍賣公告同樣面向具有較強資金實力的主體，本地國企在競拍中具有天然優勢。

這一現象釋放出一個重要信號：污水處理行業的國有化程度正在重新上升。

過去十年，PPP模式催生了一大批民營水務企業進入市政污水處理領域，水處理行業一度被視為民營資本的重要陣地。

但本輪存量經營權轉讓中，絕大部分其實并沒有外來的社會資本敢于接盤，民營企業的身影明顯減少，主要原因在于：長達30至40年的特許經營期意味著資金占用周期極長，而當前民營企業普遍面臨融資成本高、投資回報率要求高的雙重壓力，很難與融資成本更低的國企競爭。

深層邏輯與行業變局：財政減壓、存量時代、格局重塑

這一輪密集轉讓背后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深層邏輯？為什么地方政府不約而同地選擇在這個時間窗口集中出讓“經營權”？答案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理解。

從地方財政的角度看，這是一條快速回籠資金、緩解財政壓力的“有效路徑”。經過過去二十年的高強度基礎設施建設，中國絕大部分城市已經建成了相對完善的污水處理體系。

這些污水廠、管網等基礎設施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存量資產，但它們長期沉睡在政府或地方國企的資產負債表上，并沒有產生直接的現金流。而通過TOT模式轉讓特許經營權，政府可以在不失去資產所有權的前提下，一次性收回相當于未來幾十年收費權現值的資金。

牡丹江20.28億元、福清4.98億元、營山3.02億元、蚌埠0.96億元——這些真金白銀的注入，對于正在承受土地財政收縮、地方債務壓力加大的地方政府而言，無疑是雪中送炭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規范操作、不虛構評估價值、不附加政府回購承諾的前提下，被認為是不增加政府隱性債務的合規路徑。

從行業發展的角度看，污水處理已經告別“建設為王”的增量時代，全面進入“運營為王”的存量時代。

過去二十年，中國污水處理行業的主旋律是“大干快上”。各地爭相建設污水廠，市場關注的核心指標是新開工項目數量、新增處理能力、工程中標金額。但如今，大城市污水處理率已超過95%，縣級城市也普遍達到80%以上，大規模新建的空間所剩無幾。

行業競爭的主戰場，正在從“誰建得多”轉向“誰運營得好、成本控得住、設備用得久”。

蚌埠項目雖然是在建工程，但經營權轉讓的同時也鎖定了未來的運營主體，同樣體現了“運營前置”的思維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擁有成熟運營經驗、精細化管理能力和低成本融資渠道的主體，將在特許經營權競爭中占據絕對優勢。

而那些過去依靠工程建設和設備銷售賺快錢、缺乏運營能力的企業，無論規模多大，都將被這一輪行業洗牌無聲淘汰。

從市場格局的角度看，國企正在成為水務存量資產的“接盤人”。本輪密集轉讓中，本地國企頻頻出手，并非偶然。

一方面，地方政府在轉讓特許經營權時，天然傾向于將資產留在體制內，避免出現“失控”風險。

另一方面，國企在融資端優勢明顯：更低的貸款利率、更長的貸款期限、更強的股東背景。

對于需要一次性支付數億元、回報周期長達三四十年的TOT項目，國企的資金匹配能力更強。可以說，在這一輪存量資產盤活中，國企既是政策執行者，也是市場主導者。

然而，經營權轉讓并非只有利好，其背后的劣勢與風險同樣不容忽視。

從地方政府角度看，一是未來收益的長期鎖定風險——一次性收取轉讓價款意味著放棄了未來幾十年的收費增值空間；二是潛在的“虛增資產”與變相融資風險。若地方政府為獲取更高額度融資，刻意高估經營權價值并溢價出讓，受讓方（尤其是本地國企）再以此為基礎向金融機構質押貸款，本質上形成了一種變相的政府信用延伸。這雖然不直接計入隱性債務，卻可能將財政風險轉移至金融系統，埋下長期隱患；三是極端情況下的兜底風險——一旦受讓方無法履約，政府仍須接管運營，代價可能遠超轉讓價款。

從受讓方角度看，回報周期過長帶來的成本上漲、標準提高等不確定性，以及存量資產質量不佳導致的隱性維護成本，都是需要審慎評估的風險。尤其是部分早期建設的污水廠，設備老化、工藝落后，為滿足未來愈發嚴格的環保標準，受讓方可能被迫投入遠超預期的提標改造資金。

當然，經營權轉讓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完全“甩包袱”。

恰恰相反，政府在轉讓特許經營權之后，仍然承擔著不可推卸的監管責任。出水水質是否達標、污水處理費是否按時足額收取、設施設備是否得到良好維護——這些涉及環保和民生的核心問題，最終問責的對象仍然是地方政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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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：趙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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